明定陵出土金簪装饰中的佛教因素

1956年,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陵墓发掘,在其与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的墓室内出土大量随葬品,包括衣冠服饰、袍料匹料、宫廷器物等4000多件,数量众多,世所罕见。

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的棺椁内出土大量首饰,以金簪最多,这些金簪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中有很多金簪富含佛教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佛、菩萨像。佛和菩萨是佛教中最重要的题材,深受人们推崇,定陵中出土镶有佛像的金簪有三件。镶宝立佛金簪(图1),此簪出土于孝靖皇后棺内,顶部有花丝制成的莲花座及佛背光金托,托上立有金佛一尊,佛周围镶嵌有十一块红、蓝宝石。佛面相方圆,身着搭覆双肩的宽大袈裟,右手下平伸,左手托金钵于胸前,跣足立于宝石之上。簪通体皆为金制,佛衣和背光用金丝制成,做工精细,形象生动。

图1 镶宝立佛金簪

镶宝玉佛鎏金银簪(图2),出土于孝靖皇后棺内,此簪顶部焊接有花丝制作的火焰纹背光及“八宝”和仰覆莲花束成的底座。中间镶白玉雕佛像一尊。佛像直立,面目清秀,头顶肉髻,袒胸,跣足,左手弯曲于胸前,掌心向上,右手平伸,掌心向前施无畏印。身着宽袖长衣,下摆外侈。玉佛顶部又有一金质坐佛,冠两侧有宝缯垂下,双手合抱于胸前,下有莲花座。玉佛两侧镶嵌有梵文真言。莲花座下镶嵌红宝石三颗、蓝宝石两颗。

图2 镶宝玉佛鎏金银簪

镶珠宝玉佛金簪(图3),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顶部为金质莲花座及桃形火焰纹佛背光,背光内镶嵌桃形白玉一块,正中嵌红玉雕刻的佛像。下部莲花座内嵌红宝石五块、蓝宝石三块,作莲瓣形展开,莲座两侧上方各系有珍珠一颗。此件金簪设计构思巧妙,佛像虽为半身,但因背光映衬,形如一尊坐佛。

图3 镶珠宝玉佛金簪细部

有的金簪还镶有菩萨像,如镶宝玉观音鎏金银簪(图4),顶部焊接有花丝制作的火焰纹背光及“八宝”图案和莲花底座。中间镶嵌白玉雕观音立像一尊,面相方圆,高髻,袒胸,跣足,双手合抱于胸前,右臂挂有一个花篮,能自由转动。身穿广袖长衣,下系裙,肩部有飘带缠绕,并垂下。观音两侧为梵文咒语,莲花座下镶嵌红宝石三颗、蓝宝石两颗。白玉观音手提鱼篮,应该是三十三观音中的鱼篮观音,观音两侧还有梵文真言,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图4 镶宝玉观音鎏金银簪

第二,佛教文字。主要有三种,镶“佛”字,如镶红宝玉佛字金簪(图5),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顶部为白玉佛字,下部为莲花底座,佛字上镶有红宝石。此金簪装饰有红宝石,将白玉佛字衬托得清新素雅。

图5 镶红宝玉佛字金簪

另有两件“佛”字金簪镶嵌有蓝宝石(图6),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6 镶蓝宝玉佛字金簪

镶“卐”字,如镶宝玉卐字金簪(图7),出土于孝端皇后棺内,共两件,形制相同,顶部在卐、卍字形金托上镶嵌青玉卐、卍字,字中间嵌有一块红宝石,青红相映成趣。

图7 镶宝玉卐字金簪

又如镶宝玉卐寿金簪(图8),顶部有桃形、云形花丝金托及寿字形金托,托上附有桃形、云形白玉、红玉和青玉饰,玉上嵌有宝石,共计十五颗。中心为白玉寿字,寿字上方两侧有金制卍字各一个。

图8 镶宝玉卐寿金簪

第三,藏传佛教因素。有些金簪中还富含藏传佛教因素,如镶珠宝宝塔形金簪(图9),出土于孝靖皇后棺内,顶部有花丝制作的半圆形喇叭式覆钵宝塔,下部有栏杆,正面有一门,门作圭首形,顶部有相轮,最顶尖火焰纹正中嵌珍珠一颗。塔内有立佛一尊,双手合十。塔底部在三个云形托内各嵌宝石一块。整个宝塔造型精巧,还分别在塔尖的火焰、塔颈的条纹装饰、塔座部位做成素亮效果,使整个造型协调和谐,玲珑剔透,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图9 镶珠宝宝塔形金簪

还有的在金簪上镶有梵文真言。梵文真言,即密咒,是总持、能持、能遮的意思,即能总摄忆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力。这些真言以“唵”、“吽”、“纥哩”、“没咙”为主。“唵”的意思有五种,即归命、供养、三身、惊觉和摄伏。“吽”原出于牛吼、虎怒而发出的声音,具有疑惑、承诺、忿怒、恐怖的意思。梵文真言造型美观,作为装饰纹样赋予辟邪祈福、保佑平安的深刻寓意,深受皇室喜爱。发簪上装饰有梵文真言,约开始流行于成化时期。定陵出土的镶宝玉观音鎏金银簪和镶宝玉佛鎏金银簪都在边缘装饰有梵文真言。

定陵出土的发簪,大部分由金、银、玉、宝石、珍珠制作而成,材料名贵,耗费惊人。首饰制作工艺复杂,包括打制、雕刻、垒丝、琢玉、镶嵌、焊接等多道工序。金簪的制作多采用一种叫做“花丝镶嵌”的方法,在簪的顶部焊接上打制或用极细的金丝编制、累制而成的金托,结合镶嵌工艺,在托内镶嵌上各色宝石、珍珠以及用金、玉制成的装饰物。名贵稀有的造材加上巧夺天工的工艺,使得这些金簪更加衬托着皇家的雍容华贵和富丽堂皇。

明代宫廷之中,崇佛之风十分盛行,除了明世宗朱厚熜禁佛扬道之外,其余皇帝都笃信佛教。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也就是说皇室内如有婴儿出生,因为自己不能出家,则要安排别的孩童代替出家,可见佛教已经成为皇室成员的必修课。在他们的影响下,宫中后妃、太监也崇信佛教,他们广建寺院,大兴佛事,礼遇高僧,布施恩泽。成化时期,“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复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可见当时崇佛之盛。

万历时期,崇佛之风方兴未艾,特别是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明史·后妃传》记载:她“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甚至还号称“九莲菩萨”。

明代皇室在崇奉汉传佛教的同时,对藏传佛教也非常信奉。早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就曾授予印度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的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副禅师,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大规模地崇信藏传佛教起于明成祖朱棣,他延请众多的藏传佛教首领来京讲经说法,并对他们礼遇隆厚。据《明史·西域传》记载:“初,太祖招徕番僧,本籍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为加强藏传佛教的传播,明成祖还在北京设立番经厂,用于学习藏传佛教经典,厂内供有佛像。此外,一些法事也在番经厂内进行,由政府供应其开支。

明成祖以后的皇帝之中,以明宣宗朱瞻基、明宪宗朱见深和明武宗朱厚照最为崇奉藏传佛教。明宣宗不仅封授大量番僧,如封藏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还为番僧建立寺院供其居住,如为智光建大觉寺,为班丹扎释建大隆善寺等。明宪宗对藏传佛教极为崇信,他封授藏僧名号,仅法王就有十三位,他们地位高崇,待遇优厚。如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所用服饰、器具都如同亲王,出入府第、寺院乘坐棕舆,前面还有卫卒执金吾杖为其开路,即使朝中的达官贵人遇到,也得赶快让路。据统计,在宪宗的成化时期,京城的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等达到四百多人,喇嘛近八百人。明宪宗对藏经很是喜欢,他经常邀请藏僧去宫中讲经,有时早上进宫,晚上才出宫。明宪宗信奉藏教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迷恋其中的“秘密教”。所谓“秘密教”就是元朝宫廷中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番僧知道宪宗有好色的癖好,“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都是因为进献“秘密教”而被宠幸。

明武宗崇信藏传佛教为明代帝王之最,他从即位后就开始学习藏教,甚至达到“佛经、梵语无不通晓”的程度。为能同番僧一起谈经说法,明武宗在西华门内创立护国禅寺,延请番僧前来居住,群聚诵经。明武宗常穿番僧服饰,在宫中诵经作法。宫女有愿意出家为尼的,武宗亲自为她们说法,并充当剃度师,把她们安置在番经厂内。武宗还自认为是活佛转世,自封为大庆法王,铸有金印,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

明代后期,皇室虽不像以前那样对藏传佛教崇奉有加,但也并未完全废止。明神宗朱翊钧时,崇奉藏传佛教又有复兴之势。在皇帝生日时,宫中都要进行佛事活动,番僧们要在隆德殿内“跳步叱”。“跳步叱”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宗教舞蹈,又称为“金刚驱魔神舞”、“打鬼”,以此祈求皇帝、太后平安吉祥,百姓安居乐业。明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重修番经厂,建成后由当时著名大臣张居正撰写《番经厂记》,以记其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在慈圣皇太后支持下,重刻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并增刻《丹珠儿》,弘扬藏传佛教经典。

正因为明代皇室中有浓厚的崇佛传统,在定陵出土万历帝后的生活用品中,无论是衣物还是器具都充满鲜明的佛教因素,这说明佛教已经渗透到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